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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文章聚焦U17国青队球员在国内转会与注册过程中遇到的实务问题,指出一些年轻球员的发展路径正被地方层面的利益与制度摩擦所干扰。9支少年队闯入U17世界杯后,公众对这些球员的未来格外关注:成长于职业青训体系的何思凡、李钧鹏等人的去向较为明确,且已有像朱辰杰、蒋圣龙、谢文能这样的前辈为他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职业化成长路径;但仍有不少队员面临不确定性与现实阻碍。
举例来说,帅惟浩在2025年仅16岁就代表中乙的成都蓉城B队打进5球,但年初因培养协议纠纷无法在成都蓉城或其B队完成注册,这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U17亚洲杯上的表现。好在该问题现已解除,他可在即将到来的二次转会窗口重新注册回到职业联赛。另一位球员赵松源,目前最理想的发展路径仍然如足协相关负责人所言是赴欧洲磨练;当然,有序参与国内职业联赛同样能带来明显提升——他现在需要做的是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更复杂的是张伯霖的案例:他的培训协议去年底到期,已与一支职业俱乐部达成转会意向,按常理年初应完成加盟并通过联赛逐步成长。但转会过程陷入僵局,原因并非俱乐部之间的矛盾,而是原所属的地方会员协会拒绝签收新方出具的《国内转会证明索要函》,导致张伯霖无法按期完成转会与注册。该问题已被提交到中国足协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开庭审理。与张伯霖情况类似,另一名通过正常合约渠道转会并由原培训单位按规定出具证明的球员,也因原会员协会不签收同样没能完成注册。
问题的根源并不仅是单纯的转会流程,而是中国特有的“双轨制”赛事体系:一方面有与国际接轨的青训机构与俱乐部体系(涵盖青少年及职业赛事),按国际惯例运行转会注册;另一方面则存在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青少年赛事(如全运会和三大球运动会)及城市联赛等行政赛事体系。城市联赛的参赛资格争议较少,但全运会和三大球运动会的资格认证正在成为与转会体系冲突的焦点。对不少地方体育局和地方足协而言,他们更关心球员能否为本地取得资格参赛,因此常常通过转会注册这一渠道进行干预,以保护地方利益,从而引发多起纠纷,实质上妨碍了球员的比赛机会与成长(张伯霖半年无球可踢便是典型例子)。
即便制度文本中规定:新会员协会在签发索要函后若七日内未收到原会员协会答复,应通知新俱乐部办理注册,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常常难以执行。为此,解决之路有两项当务之急:一是确保现行转会注册体系不受地方行政干预,确保在原会员协会7日内不作出异议时,球员能获得临时注册并继续参赛;二是对全运会与三大球运动会的资格认定进行全面梳理与技术性修订,既要维护地方与赛事组织的合理利益,也要把球员及其青训机构、俱乐部的成长权放在优先位置,避免因行政赛事资格认定而中断球员的职业发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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